青山座座皆巍峨 壮心上下勇求索

发布时间:2018年03月05日 09:07 来源:陕西省统计局         

——陕西“转方式、优结构、转动力”问题研究

 

  前不久刚刚发布的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这对正处于追赶超越阶段的陕西经济而言尤为重要。特别是,陕西偏重的产业结构而形成的产业体系,使我省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方面的压力数倍于其他省份。

 

  一、陕西转方式、优结构、转动力任重而道远

 

  (一)“转方式”旷日持久

 

  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不仅包括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同时涉及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消费行为、文化、人与人的关系等各个方面。由此来看,“转方式”不是朝夕之任。

 

  一般来说,“转方式”就是指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由粗放型增长到集约型增长,从单纯的经济增长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转变。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指主要依靠增加生产要素的投入,即增加投资、扩大厂房、增加劳动投入,来增加产量,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又称外延型增长方式。其基本特征是依靠增加生产要素量的投入来扩大生产规模,从而实现经济增长。因此,我们可以用投资效率和社会劳动生产率这两个最主要的要素投入产出情况来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方式。

 

  1、从投资效率看,明显下降

 

  投资效率用可以用两个指标来反映,一是投资效果系数,二是投资收益率。

 

  投资效果系数是指研究周期内每一元固定资产投资所能产生的新增GDP,具体计算公式为:

 

  投资效果系数=GDP/IGDP增加额/当年固定资产投资额)

 

  从投资效果系数来看,陕西和全国一样,投资效果系数呈下降趋势,但陕西下降更早,且更为明显。陕西投资效果系数在1988年达到最高点0.734后,开始波动下降,而全国在1994年才达到最高点0.761,比陕西晚了6年后才开始下降。2016年,陕西投资效果系数为0.066,每一元投资产生的GDP增加额比全国低0.02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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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投资收益率中的投资收益时,我们假定GDP仅由劳动和资本两个要素产生,这样投资收益就可以用GDP收入法核算中除劳动报酬外的部分来衡量。这种计算方法可以从宏观层面反映我省投资收益状况,虽然将投资收益进行了夸大,因为将除劳动要素之外的其他要素收益全部计入了投资收益,但是从历史维度仍可以反映投资收益的变化趋势。具体计算公式为:

 

  投资收益率=(生产税净额+营业盈余+固定资产折旧)/当年固定资产投资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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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我省投资收益率看,也是呈现下降趋势。2005-2009年逐年下降,2010年、2011年小幅回升后,又转入逐年下降通道,2016年每一元投资产生的收益约为0.525元,略高于2015年,但是投资收益下行的趋势没有变。

 

  从全国各省投资收益率看,投资收益率较高的省份基本都集中在东部发达省份,中西部地区投资收益率偏低,而且与东部地区差距较大。2016年陕西投资收益率居全国第18位,仅相当于上海的22%,相当于四川的88.4%,相当于追赶超越目标省份辽宁的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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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从社会劳动生产率看,不断提升,但增速下降

 

  劳动生产率是指劳动者在一定时期内创造的劳动成果与其相适应的劳动消耗量的比值。社会劳动生产率可以用每个劳动者所创造的社会财富来衡量。具体计算公式为:

 

  社会劳动生产率=GDP/年平均就业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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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陕西社会劳动生产率来看,不断提高,但提升幅度下降。陕西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1978-1993年的改革开放初期波动上升阶段,在1993年达到23.9%的峰值。二是1992-2012年的持续快速增长阶段,在2008年达到25.4%的峰值。三是2013年至今的经济新常态下的增速放缓阶段,2016年增长7.5%,较上年加快5.8个百分点,显示我省社会劳动生产率有好转迹象。

 

  从全国各省社会劳动生产率看,陕西居第13位,不但低于东部发达省份,同时低于经济结构类似的内蒙古和追赶超越目标省份辽宁,但较四川、安徽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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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体来看,我省经济发展方式仍较为落后,转方式路途漫漫。

 

  (二)“优结构”东踅西倒

 

  经济结构是指经济系统中各个要素之间的空间关系,包括产业结构、企业结构、区域结构等。

 

  1、从产业结构看,结构优化,但调整压力较大

 

  煤炭等自然资源禀赋优厚和国家建设重点的倾斜造就了我省“偏重”的产业结构。经过多年努力,我省经济结构逐步优化,但是在赶超增长压力下,结构调整举步维艰,同时与全国比仍然存在一定差距,与发达省份差距更为明显。

 

  纵向看,结构优化。从历年产业结构变化看,陕西三次产业结构明显优化。第一产业占比持续下降,稳定在8%-9%之间;第二产业占比走势呈倒“N”型,从197852%逐步下降至1990年的41.3%,之后波动上升至2012年的55.9%,随后开始逐年下降,2016年下降至48.9%;第三产业占比走势呈“N”型,与二产趋势相反,从197817.6%逐步上升至2001年的43.2%,之后波动下行至2012年的34.7%,随后开始逐年上升,2016年上升至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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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横向看,优结构任务艰巨。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第三产业主导阶段,2013年三产占比首次超过二产,2016年达到51.6%的历史高位,高于第二产业11.8个百分点。因此,第三产业占比高低可以较好的反映各省产业结构调整的进程。从2016年各省第三产业占比看,陕西占比较低,居第26位,较全国平均水平低9.2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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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从企业结构看,以私人控股为主,但数量少体量小

 

  2016年,陕西共有企业法人单位28.70万个,占全国的2.0%,居全国第21位,企业数量整体偏少。从控股情况看,以私人控股为主,占企业法人单位数的84%,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8个百分点,居全国第14位。但是从企业产值看,仍以大中型国有企业为主,私人控股企业数量大但产值小。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为例,2016年我省规上工业企业5799户,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727户,占规上工业企业总数的12.5%,但其产值占到规上工业产值的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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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从区域结构看,差距缩小

 

  从衡量区域发展差异程度的泰尔指数和变异系数看,我省三大区域泰尔指数从2000年的0.18缩小至2016年的0.12,变异系数从0.28缩小至0.22。从三大区域GDP占比看,2016年关中、陕北、陕南分别占65.6%20.2%14.2%,与2000年相比,关中下降9.7个百分点、陕北和陕南分别提高8.90.8个百分点。从三大区域经济增速看,以2008年金融危机为分水岭,金融危机之前,陕北地区增速持续领先、陕南最低,之后陕北地区增速持续低迷、陕南反超持续领跑。由此来看,省委省政府在促进三大区域协调发展方面政策成效显著,三大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新进展。

 

  4、从城乡结构看,二元结构没有改变

 

  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突出矛盾,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随着户籍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体制逐渐破除,但是由于长期城乡发展不均衡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难以在短期内消除。一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2016年,全国城镇居民收入是农村的2.72倍,较农村居民收入高21253元;我省城镇居民收入是农村的3.3倍,较农村居民收入高19044元。二是城乡公共服务差距难以消弭。城乡在公共基础设施、教育、卫生、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方面差距较大,难以在短时期内消除。三是城乡就业差距较大。由于目前我国经济以城市经济为主,因此主要产业都集中在城市,城市相对于农村就业机会多、收入高,对人才的吸引力也大,长此以往城乡差距将会拉大。

 

  (三)“转动力”新旧交替

 

  1、从生产看,二产支撑模式持续

 

  从前文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我省三次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由原来的“一二三”模式调整为“二三一”,但与全国“三二一”模式比还有较大差距。陕西仍处于以二产,特别是工业支撑为主的产业格局。

 

  2、从需求看,投资驱动格局尚未改变

 

  从“三驾马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来看,全国已在2014年实现了由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的转变。但我省仍持续处于投资主导阶段,2016年投资贡献率达到59.8%,比消费贡献率高出19.2个百分点。由此来看,我省经济增长的动力仍以投资为主,由于我省仍是欠发达省份,因此投资驱动型经济仍将在较长时期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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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从新兴动力看,势头迅猛

 

  一是创新驱动潜力无穷。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陕西科教资源富集,创新驱动潜力巨大。2015年陕西综合科技进步水平居全国第九位。2016年,陕西有32个科研项目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占全国的11.47%;专利授权数居全国第11位,其中发明专利居第10位,外观设计专利居第4位;技术市场成交额居第3位。2016年,我省规上工业企业新产品产值突破1500亿大关,达到1559.47亿元,同比增长33.0%;新产品销售收入1236.49亿元,增长18.8%。二是新兴产业方兴未艾。2016年,我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突破10%,达到10.7%,成为我省又一新的支柱产业。以新一代信息技术服务业,文化、体育和旅游服务业,运输与快递服务业,居家、养老和健康服务业等为代表的新兴服务业快速发展,2016年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9.1%,高出同期全省规上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速10.2个百分点。同时,城市商业综合体、众创经济、共享经济等也呈现蓬勃发展态势。三是工业新动力持续蓄积。当前,我省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工业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近年来,在工业转型升级的持续推动下,我省工业高技术和转型升级新产品产量持续保持较快增长,运动型多用途汽车(SUV)、单晶硅、多晶硅产量成倍增长,手机、集成电路圆片、化学药品原药产量增速高达50%以上。同时,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快速增长。以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为代表的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增长,2016年增加值增长16.8%,高于规上工业9.9个百分点;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27%,持续保持在20%以上的较快增长。

 

  二、转方式、优结构、转动力的相互作用机制

 

  党的十九大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这一论断的本质含义,就是指我国经济已经从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实现的粗放型高速增长,转变为主要依靠技术进步、改善管理和提高劳动者素质实现的集约型增长。

 

  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是划时代的变化。“高质量发展阶段”表现在产业结构上,是由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向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产业为主转变;在产品结构上,是由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产品为主向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为主转变;在经济效益上,是由高成本、低效益向低成本、高效益的方向转变;在生态环境上,是由高排放、高污染向循环经济和环境友好型经济转变。最终将体现为国家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居民收入得到较快增加。从结果导向看,未来经济发展仍要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的深度调整;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

 

  从前文分析,可以看出,目前我省“转方式、优结构、转动力”三座大山任务艰巨,形势严峻。但是这三者之间具有内在相互作用机制。首先,“优结构”是突破口。经济结构可以通过统筹规划和政策进行引导,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最容易受宏观调控影响的方面。通过宏观调控达到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这能从根本上提高要素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是化解“转方式、优结构、转动力”三大压力的最可控因素。其次,“转动力”是推手。在经济结构优化的带动下,经济增长动力逐渐发生转变,新动力逐渐成长、聚集,实现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增长转变。最后,“转方式”是目标。在经济结构的优化和发展动力变革的基础上,提升各要素在经济运行中效率,达到集约生产的目的。所以“转方式”是最终目的,也是统领。

 

  从当前我省“转方式、优结构、转动力”情况来看,发展方式仍然粗放,经济结构仍以二产为主,城乡结构以城镇为主,县域经济仍是我省经济发展中的短板,民营企业个头小对经济发展支撑不足,经济增长的动力仍是投资为主,新兴动力虽然发展快,但力量小,仍处于快速成长期。由此来看,要化解这三大压力,我们就必须要紧紧抓住我省投资驱动为主的特征,通过调整投资结构来调整经济结构、促进新兴动能发展壮大、从而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

 

  三、促进陕西转方式、优结构、转动力的建议

 

  从“转方式、优结构、转动力”相互作用机制看,我们应从调整投资结构着手,因为今天的投资结构就是明天的产业结构,后天的动力结构。

 

  (一)加大对创新投资力度,加速动力转换

 

  认清大势,才能准确定位;把握大局,才能开创未来。当前,我国发展已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过长期努力,我国在核心科技方面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不断缩小,从过去以“跟跑”为主,逐步转变为“跟跑、并跑、领跑”并行,“并跑”特征日趋明显,“领跑”态势在部分领域初步显现。

 

  陕西在科技创新方面具有显著优势,部分科研成果在国内外获奖,特别是西安更是聚集了大量的创新人才、资源和机构。但是陕西创新存在政府大企业小、科研院所大企业小、企业科技转化差、创新投入产出效率低等问题。2016年陕西R&D经费投入强度为R&D经费投入强度2.19%,居全国第8位,但R&D经费内部支出中,53.2%来自政府资金,高出全国水平30多个百分点;其中中央经费占比超过65%,而来自企业的资金占比与全国差距超过30个百分点。另外,我省规模以上工业新产品销售收入与新产品开发经费支出比为6.5:1,居全国第30位,每一元投入产出较全国水平低8.3元。

 

  因此,我们要抓住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瞄准经济建设主战场和人民美好生活需求,持续加大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培养,进一步激发企业的创新动力,加大对基础研究、关键技术的投资力度,加强对财政、金融、人才等配套体制机制建设,为企业创新创造良好的氛围,加快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现代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

 

  (二)加大对民营经济、县域经济投资,促进经济结构优化

 

  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从国内看,尽管我国经济增速已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由中低端产业为主转为中高端产业发力,增长动力由传统的投资、出口拉动转向创新驱动,但是一些长期积累的深层次问题仍然突出。

 

  从省内看,我省经济总量虽然已进入全国前15位,但是我省许多产业仍处于价值链的中低端,经济发展方式相对粗放,投资效率下降、劳动生产率不高,产业结构不优的问题仍然突出,企业竞争力总体上还不够强,特别是在品牌、质量、标准上差距还比较大。所有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我们民营经济体量小、实力弱,县域经济发展不充分,不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我省民营经济不仅与浙江、江苏等经济发达省份差距较大,与同属西部地区的四川、重庆也有不小差距。同时,我省县域经济与发达省份和追赶超越省份差距都比较大。从中郡所发布的《2017年县域经济与县域发展监测评价报告》显示:2016年全国县域经济强县共有302个,江苏是全国唯一一个县域经济强县占比100%的省份,浙江、山东和广东县域经济强县数量占全省县域经济单位总数的比例分别是57.69%51.22%21.05%,陕西仅有府谷、韩城、神木3席,占全省县域数量的3.9%,占比较内蒙、四川、辽宁分别低7.356.025.86个百分点。从中小城市经济发展委员会、中小城市发展战略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展与环境研究所等联合发布的2017年全国投资潜力百强县市看,江苏有11个县市入围,我省仅有凤翔、韩城、岐山、吴起和凤县5个县市入围。由此来看,我省县域经济与发达省份和追赶超越省份差距都比较大。因此,我们要持续下大力气推动我省民营经济和县域经济发展,不断增强我省经济发展的活力和满足人民群众需要的能力,持续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逐步建立符合人民群众需求的现代化经济体系。

 

  (三)加大对生态环保投资,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随着人民生活质量的提升,群众对美好舒适的自然环境和生活环境的需要变得更加迫切,提升和优化生态环境,建设美丽中国是今后一段时期的重点任务。而生态环境的改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必须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受产业结构、发展阶段和发展方式影响,我省资源环境问题较为突出。一是水资源紧缺。我省人均水资源量仅相当于全国的43.2%,特别是陕北地区濒临严重缺水,陕北地区的煤及能化产业都属于高耗水行业,缺水已经成为制约陕北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2016年陕西环境治理状况公报》显示全省58条河流120个断面中可用于生活饮用的Ⅰ~Ⅲ类水仅占54.2%。二是空气质量不优。2016年全省大部分地区空气质量较2015年出现明显下降,根据我省环境监测中心站监测结果看,2016年我省有7个地市空气质量优良率比上年下降,特别是西安仅为52.5%,居全国74个重点监测城市第67位。20171-8月,全省13个市(区)平均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下降2.3个百分点。三是土壤污染亟待关注。根据学者赵佐平、杨阳、刘培、贾锐鱼等人的研究,我省苹果主产区土壤酸化严重,沣河周围土壤重金属超标,石油开采区附近土壤总烃含量超高,西安市公园土壤重金属含量超背景值。

 

  当前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处于追赶超越阶段,工业化进程仍然没有完成,因此下阶段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将会加剧。因此,要切实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持续关注生态环境保护投资及有利于促进生态改善和环境保护的相关产业、行业投资,协同提升创新能力和节能降耗技术的使用,通过技术创新,提高资源环境使用效率,持续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达到发展和环保共生,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四)加大对改革的投资支持,聚集更多新动能

 

  推动经济转型升级,要害在创新,关键靠改革。必须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既要“有效的市场”,也要“有为的政府”,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增强发展内生动力。

 

  由于我国的改革开放是从东南沿海开始逐步向中西部地区扩散,我省地处西部,改革开放自然慢了一步,根据学者王小鲁和樊纲的研究2014年我省的市场化指数在全国各省居第19位,相当于第1位浙江的65%,相当于安徽和辽宁的85%91%,我省对外贸易依存度2016年为10.2%,居第17位,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差22.5个百分点。因此,我省改革很大程度上是要扩大对外开放。一方面要把握机遇扩大开放,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另一方面也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创新对外投资方式,促进国际产能合作,拓展国际发展新领域,打造国际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最后,要以人民需要为改革的根本出发点。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放管服”改革,通过改革释放更多活力,聚集更多动力,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使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